跟著藝術家來放風

又為何製作油煙墨的成本，會高於松煙墨，這是因為油煙在取得上，比起松煙來說，更為緩慢費時，且在原料的消耗上，也比松煙更多。明高濂在《遵生八牋》的〈論墨〉中，曾說：「高子曰：『古之尚墨，若徐鉉墨，名月團，價值三萬。』」而項元汴在《墨錄》的〈朱萬初墨〉中，亦提到：「宋徽宗嘗以蘇合油，溲煙為墨。至金章宗購之，一兩墨價黃金一斤，欲倣為之不能，此謂墨可。」可見植物性蘇合油煙墨的昂貴，非一般市井小民所能用之。也因此，當製作墨種所需要的成本越高時，自然價格也就越為昂貴，影響所及，也就造成使用人口的稀少。

造成植物性油煙墨較松煙墨昂貴，當與油料的成本有關，據《墨法集要》所述：「每桐油一百兩，得煙八兩，此為至能。」可知以油取煙，在油料的消耗上，是相當可觀的。而這樣的現象，在目前日本古梅園所製的固態墨，亦可見到。幾乎高價位的固態墨，都是用植物性油煙所製，且價格之高，非我們一般人可以接受。所以，我們現在所用的「油煙墨」，其實絕大部分是用礦物性油煙所製。

松煙墨的製作情況，到了清朝卻是岌岌可危。這是因為當時的墨工，幾乎是以生產利潤較高的油煙墨為主，而讓松煙墨的製作水準，更加的滑落。

清朝大臣將沈氏《墨法集要》收編於《四庫全書》的理由中，曾提到：「古墨皆松煙，南唐李廷珪始兼用桐油，後楊振、陳道真諸家，皆述其法，元明以來，松煙之製漸亡，惟是法獨傳。」此題於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二月（西元1778年）。而這段話的意思，是指製作松煙墨的墨工，越來越少，且只剩製作方法被流傳。所以，才會有「松煙之製漸亡，惟是法獨傳」的認知。又清朝光緒年間，謝崧岱的《論墨絕句詩》一書中，更將松煙墨的遭遇，如此的描述。他說：「松煤、松煙，人多混而為一，並有誤認。竈然松柴，釜底所挂者，尤非按《墨譜》，古法係採松木製窯內燒枯，殆如後世作木炭法，故曰松煤。余曾為之，未合法不適用。然古人松煤，自必適用，何可以？後世未合法者概之也。」可見到了清末，連松煤的取得方法，都與燒炭相近，也難怪難以適用。所以，從他們的描述，我們可以更加了解，松煙墨的製作，到了清代，已經是接近於乏人問津的窘境，當然也就更難以受到文人的青睞，而終趨沒落。

此外，清朝的文人之間，也興起委託名家製墨的風氣。因為就當時整體製墨的動機來說，是可分成「文人自怡」、「好事精鑒」和「市齋名世」等三類。而曾經自行訂製者，如劉庸（西元1720～1804年）、楊沂孫（西元1812～1881年）和趙之謙（西元1829～1884年）等人皆是。而「文人自怡」的風氣，也正好說明文人的財力雄厚和對墨品的重視程度。因此，在明清時期，能夠經常使用油煙墨的人士，應該還是屬於中上階層，而松煙墨在一般民間的使用機會，仍然偏高。

中國明代雖也是製墨的盛世，且不乏製墨名家，但能繼晁氏之後，可將古代製墨技術完整記載者，首推明初沈繼孫的《墨法集要》。而他的貢獻，正是將宋元以來，江南地區長期生產油煙墨的經驗，加以彙編而成，而讓油煙墨的製作技術，得以流傳開來。

沈氏為明洪武年間吳郡（蘇州）人，所著的《墨法集要》，成於西元1398年，全書共一卷，詳實記載有關油煙墨的製作方法及過程，並將製墨方法，細分為二十道工序，又加入「印脫」形制與用法的說明，且於各篇之旁，附有圖文解說。而他的貢獻，亦如將此書編入《四庫全書》之校對大臣所說的：「此書由浸油，以至試墨，敘次詳核，各有條理，班班然古法俱存，亦可謂深于茲事矣！世傳晁氏《墨經》，其說太略，而明以來，方氏、程氏諸譜，又斤斤惟花紋模式是矜，不若是書之縷析造法，切于實用，錄而傳之，是亦利用之一端，非他雜家技術徒為戲玩者比也。」可見沈氏的成就。

而他在序文中，自題：「余錄墨法即成，客有見者曰：『舊傳《墨譜》、《墨苑》、《墨經》之類者多矣，又何用錄耶！』余曰：『《墨譜》諸家，皆雜取墨工之言，非身歷手試，文具而已，不足憑也，聊舉其一，以明之。李廷珪之墨，至宣和間，黃金可得，而李墨不可得矣。如此其方秘密，世無知者。譜乃妄撰之，用數藥煮汁、鎔魚膠、和松煤為之，大可笑也，果可信而可從乎。余初製墨時，諸方並試之，用藥越多，而墨愈下。其後受教於三衢之墨師，乃並去藥，惟膠煙細和熟杵之墨成，色黑而光，所為如小兒目睛也。』」可知他著書的目的，主要是希望將一些以訛傳訛的製作技術，透過他的試作經驗，加以釐清。

除了沈氏的《墨法集要》外，在明代還有麻三衡《墨志》和方瑞生的《墨海》等作刊行。而清代亦有謝崧岱的《南學製墨劄記》和《論墨絕句詩》以及光緒會典的《內務府墨作則例》等三書的問世。

麻三衡，字孟璿，宣城人，亦善於製墨。而他是將歷代製墨的觀點，分成幾個部分，加以論述，而與製墨有關的，為〈煙品第三〉、〈治膠第四〉和〈和製第五〉等三卷。此外，歷代撰寫製墨方法的文人中，以他的文筆最好，但也最不易解讀。

方瑞生，字澹玄，新安人，是當時名士袁中道的弟子，早年曾應舉子業，後酷愛製墨而棄去。此書共分九卷，附錄一卷，而與製墨有關的，即為第四卷的〈說墨合〉。

謝崧岱，安徽人，於清同治四年（西元1865年）北京琉璃廠創辦一得閣墨汁廠，其所著《南學製墨劄記》完成於光緒十年（西元1884年）。此書可分七篇，計有〈取煙〉、〈和膠〉、〈去渣〉、〈收缾〉、〈入盒〉、〈入麝〉和〈成條〉等篇。

而謝氏的《論墨絕句詩》則是在光緒十九年（西元1893年）時所著，而內容上，就其論述的重點，可分十六條，計有〈論製墨古法製字本義〉、〈論旁證〉、〈論松煤油煙興廢優劣〉、〈論松香煙〉、〈論桐油松脂優劣真偽〉、〈論桐松合製〉、〈論鐙油煙〉、〈論作法〉、〈論膠法〉、〈論墨盒〉、〈論用法〉、〈論光色及膠光〉、〈論入麝〉、〈論奚李〉、〈論程方〉和〈論須讀書〉等。而他對各種油煙的品斷，又較前書，更具個人觀點，且對墨盒的用法，多有闡述。

《內務府墨作則例》為光緒會典事例，共分1199卷。而此卷記載了有關「硃墨」、「獨草墨」、「三草墨」和「搨墨刻三草墨」等墨之製造方法。此外，又記錄了依照南匠徽墨法所作的「獨草墨」和「墨糙墨」，及懋勤殿所交出的「改造黑墨」和按照《墨法集要》內開載所成的「造黑墨」等四種墨之製作方法。

除上述有關製墨技術的文獻外，明清的墨工，也盛行將生產的墨品，轉刻於木刻版中，並當成商品目錄，加以推廣。而屬於這類的著作，則有明代程君房的《墨苑》、方于魯的《墨譜》、方澹玄的《墨海》和清代汪進聖的《鑒古齋墨藪》等。

（四）民國以後